进步与倒退

对习惯了进步，并以进步为追求的人们来说，2020是一个灾年。

有朋友会问，究竟何为进步？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看，进步之内涵，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各国宪法中都有体现；进步之表征，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国发布的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也有指标可循。

进步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它意味着主权独立，世界和平，经济繁荣，人权保障，技术创新等等。

进步思维并不回避问题，而是认为，问题可以通过合作、协调、改革、创新加以解决。

2020年人类的最大问题，与其说是倒退本身，毋宁说是在面对倒退时，选择分裂、脱钩、后真相、各顾各。人类的进步之锚，真的开始动摇。

经济上的倒退自不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下旬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收缩4.9%，全球贸易将收缩12%，能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屈指可数。英国国家统计局8月12日公布，二季度英国GDP环比萎缩20.4%，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季度降幅。经济倒退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发生，并引发失业和诸多社会问题。

政治上的倒退更让人失望。灯塔之国深陷疫情，其人口不到世界的4%，死于新冠肺炎的受害者却占世界的1/5以上。比这更可悲的是总统对事实真相的习惯性扭曲。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教授Wade Davis评论说，“他治理的主要工具是谎言；截至2020年7月9日，记录在案的他歪曲事实和虚假陈述的统计数字为20055次”，“与其说他是美国衰落的原因，不如说他是美国衰落的产物”。

面对全球性的疫情和衰退，亟需全球的合作。但近年来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都在下降，甚至失灵。现实是，国家才拥有主权，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只有执行成员国决议的权利。如果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特别是大国之间没有共同利益和追求，试图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很难实现。

最近参加一个论坛时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交流。他提出了“历史在进步还是在倒退”的命题。他说，世界并不是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民粹主义、专制主义、孤立主义、原教旨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等影响下，越来越多国家不遵守国际规范，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不执行国际的规则，国际秩序出现了严重的不确定性。“现在主权观念在回归和强化，越来越多的事情大家发现得靠自己。今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趋势，将是各国更加强调主权，各行其政。”

各行其政是不是都行得通呢？不是，有的国家已经发生整体性倒退。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地区的大爆炸死伤惨重，并造成约30万人无家可归，接着是大规模抗议活动，政府集体辞职。大爆炸前黎巴嫩已深陷衰退，大部分地区每天仅有3个小时可以通电。爆炸只是压垮黎巴嫩的最后一根稻草。数万人提交请愿书，呼吁法国接管黎巴嫩。请愿书上写道：“由于制度失灵、腐败、恐怖主义和军事压制，我们认为，黎巴嫩应被置于法国之下，以建立清廉和持久的统治。”

到黎巴嫩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回答抗议者说，“我将与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对话，并寻求新的协议”，但他表示，“你们的历史应该由你们自己来书写”。

马克龙的话，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间关系应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的宗旨，但就像黎巴嫩正在发生的，抗议者呼吁从上到下改变政府，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们工作机会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代表真正的“自己”？

我们习惯的世界是和平与发展、合作与进步的世界，而在2020年，很多方面都在倒退，很多原则都在模糊。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新冠疫情将强化国家权力与民族主义，将会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事情本可以不必如此，但是致命病毒、计划不周与无能领导这三者的结合已经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但却令人担忧的道路。”

从科技合作到科技脱钩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也在倒退。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施压范围越来越广，施压手段也早已超出关税。从今年4月用“清洁5G”在全球打压华为，到8月蓬佩奥宣布“净网计划”，试图在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云服务和海底电缆这五个方面都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再到极限施压TikTok，并对腾讯的“命根子”微信发出威胁，一道道“科技的铁幕”正在落下。

中美建交后一直存在科技合作，中国“入世”后合作进一步升温。美国科技企业将生产组装外包给中国供应商，生产后运往美国或通过美国企业的分销网络卖到全球。美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了不少研发中心，利用中国的人才红利服务其总部，同时也指导和帮助在中国的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的发展。一批中国的科技企业也在美国设立分支，招募人才，展开投资。在多年合作中，双方形成了建设性的耦合关系。

一方面，中国的科技产业链得到了长足发展，构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的科技企业专注于前沿、高端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并从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利益。

中美之间并非没有竞争的成分，但总体上，合作是主流。

特朗普上任后，对中美科技合作越来越采取隔离、脱钩的态度，具体包括：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产品和技术纳入出口管制目录，严格监管和审查；先后把上百家中国公司、机构纳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科技企业与它们开展贸易；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等中国企业的通信和监控设备；鼓动苹果、富士康等将在中国的产业链转到美国本土；加强对在美中国科研人员的执法调查和对中国留学生的盘查，等等。

特朗普政府为何这样做？很多人的结论都是“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强大了，美国有战略焦虑，所以要打压。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加剧了中美双方在科技产业方面的竞争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担心中国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收集和处理大量数据信息，对其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俄罗斯干预大选”风波也令美国国会和情报部门重视社交媒体“武器化”的风险。此外，美国外交机构认为中国已成为美国在全球科技外交中的竞争者（如在“一带一路”上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也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认识，导致民众开始关注科技的“国籍”，等等。

从历史看，美国的科技发展和军工产业的订单支持是分不开的，硅谷最早的订单就来自国防部。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一个军工复合体国家（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军工利益集团在国家话语中举足轻重。他们可以让每一次试图禁止私人拥有枪支的努力都无法成功，也一直通过“制造敌人”的方式扩充自身的存在价值。美国的军费投入预算在全世界遥遥领先（2019年为中国的4倍），在特朗普上任后从2017的603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7380亿美元。不断扩张军工产业是需要理由的，用布热津斯基的话就是“美国需要一个敌人”。找敌人，真假是次要的，“找到”是主要的。并非敌人真的威胁到了美国，或是美国真的想向敌人开战，而是“外部力量的威胁”才能让军工复合体茁壮成长，并让国民觉得理所当然。

头脑的脱钩与躯干的挂钩

最近和许多企业家、学者交流，一个基本认识是，美国对中国的施压从缩小贸易逆差（2018），到敦促结构改革（2019），已经进入到高技术和网络脱钩（2020）的阶段。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新的国家安全观。

21世纪大国竞争的焦点，已从自然地理空间发展到数字空间，从自然资源发展到数据资源，从普通硬件产品发展到软件、软件的软件（设计软件的软件）、底层操作系统和互联网平台。这是没有硝烟的数字之战、数据之战。

美国的霸权并不在于占了谁的领土，而在于用软件、网络服务、金融、品牌、媒体、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等，最大化地控制世界的运转。世界可以自由旋转，只要是在美国手中。它不能容忍有第二个国家在这方面挑战它，动摇它，尤其还是一个和它“不同的国家”。

在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给员工的内部信中写道，这次事件的问题焦点，“根本不是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musical.ly并购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强制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公司（这虽然不合理，但仍然是在法律的程序里，作为企业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别无选择），但这不是对方的目的，甚至是对方不希望看到的，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全面的封禁以及更多”。

张一鸣没有写明的意思是，美国真正的目的是让TikTok与IOS和安卓系统脱钩，让TikTok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消失。

尽管TikTok在美国注册，按美国法律运行，但它的母公司是中国的，它从事的又是互联网服务，所以必除之才心安。TikTok可以在美国宪法下起诉CFIUS、争取获得正当程序的保护，也可以在国际投资法框架下起诉美国政府要求赔偿，但放在国家安全这个层面上，即使TikTok起诉也很难获胜。TikTok寻找微软等公司出售TikTok在美国的业务，是无奈之举，也是留住国际化火种、让TikTok不从国际互联网空间消失的明智之举。

我们可预见的中美经贸与科技关系，其大致趋势是“选择性脱钩”。

首先，中国并不愿意和美国脱钩，仍将继续努力维持和维护挂钩关系，因为经贸与科技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例如美国大豆便宜，出油率和蛋白质含量高，中国多一些进口既有利于美国农民，也有利于控制中国的饲料成本，从而控制肉蛋价格，最后是百姓获益；

其次，在中国制造的中低端产品领域，美国也没有太大动力和中国脱钩，因为和中国脱钩对美国之弊远大于利。当然，如果一些国家对中国制造真有替代能力，美国也会减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最后，美国在其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数字化竞争领域以及核心技术、关键材料等领域，会进一步与中国脱钩。

美国希望中国最好一直停留在“躯干国家”层面，而中国必定要朝着“头脑国家”方向努力。因此中美经济科技关系的未来，就是下半身不脱钩，即躯干部分继续挂钩，但头脑脱钩，因为头脑是智能化的象征，是意识和内容的产生地。同时，美国还会在技术和材料上更紧地卡中国的脖子。

任何有经济理性的人都知道，脱钩固然能在短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科技创新的势头，但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成本也会升高，美国科技企业失去中国市场将大大降低盈利能力以及对前沿技术的投资，脱钩还会加速中国科技产业进口替代的步伐——尽管是一场持久战，但依靠市场、人才、投入的优势，只要苦攻十年二十年，中国大概率会成功突围。

我们看到，脱钩不仅在中美间发生，还可能在更多国家和中国之间发生。最近印度在一些方面也在和中国脱钩，宁可技术发展慢一些，甚至“杀敌500，自损1000”，也要脱钩，口号都是安全。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说：“美国有两个选择，如果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它将不得不与中国展开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零和地缘政治竞赛。然而，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美国的社会状况已经恶化——那么它就应该与中国合作。更明智的建议是，合作将是更好的选择。然而，鉴于当前美国对中国的不良政治环境，更明智的建议可能不会奏效。”

马凯硕一向坚持亚洲立场，这话中国人听了很舒服。但美国其实有第三个选择，即为了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也可以与中国展开合作。

事实上，美国不少科技公司都在“两边下注”以应对脱钩，即同时服务中美两国的创新生态体系。对于高能物理、国际空间站、人类基因组等耗资巨大的大型科研项目，美国也希望各国分担开支。美国科技企业依然希望接纳包括中国学生和技术人员在内的人才。8月10日苹果、脸书、微软等52家科技公司就联名起诉美国政府暂停发放H-1B（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等工作签证、限制部分外籍劳工入境的决定。苹果公司CEO库克此前说：“和苹果一样，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一直从多元化获取活力，从美国梦中获取希望。没有这两者就没有繁荣。”

有自信，能包容

互联网最具流动性，但在各国的防火墙和铁幕下，互联网越来越多极化，局域化。这一“互联逆转”已很难避免。

不过这种脱钩，也并不像奔驰的火车，前一节车厢和后一节车厢，一旦脱钩就意味着彻底分离。

全球互联网的脱钩，是在各国主权意识和数据安全意识高涨下，一种分层、分化的脱钩。即不是全脱，而是在某些层次和方面脱钩，或以安全为前提再挂钩。换句话说，互联网的全球流动性被国家主权更多地管起来了。但由于挂钩、流动、连接的巨大价值与利益所在，全球科技公司也将不断努力地寻求挂钩，并与主权国家博弈，达到再平衡。

对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来说，还要意识到，在制造层面，世界也有可能分为多个工厂。中国是其一，是重要之一，但不是唯一。

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如何继续前进呢？

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和理性。要跳出特朗普式的头脑发热和“苦大仇深”。如果特朗普不是这样头脑发热，中美间的头脑脱钩不会像今天这样猛烈。我们要有不畏惧打压的斗争意识，但更要注意合作与斗争并举，并把合作的大原则放在前面。这是真正负责的态度。如果把斗争简单理解为找敌人，非友即敌，同仇敌忾，那我们也是头脑发热，掉入陷阱，忘记中国发展的根本大计了。

今天的世界流行找替罪羊，找敌人，似乎一找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全球化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倒退，有着长期、复杂、深刻的原因，绝不只是某个国家某个个人的问题。

全球化也是双刃剑，对不同国家、阶层、族群、产业来说，其利弊得失是不一样的，全球化确实不只是田园牧歌，其本身也面临调整。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全球化的倒退，就焦灼不安，就恐慌无措，就丧失平常心。我们自己要努力做新的、更加普惠公平的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开放紧紧挂钩，和文明永不脱钩。霸道有尽，文明不孤，谁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文明之光，谁就更有希望。

我们还要看到，很多国家的危机爆发，全球化外部冲击只是某种触发因素，危机的本质都是内部体制、结构、治理等矛盾的长期积累。

所以，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长期看，中美两国谁能更好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防止危机的发生，并持续保持增长，造福人民福祉，谁就会更加主动。

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国际社会有不少国家对中国实力强大后往何处去是存在担心的。有的担心中国会不会是和美国一样的新霸权，或在某些方面还没有美国做得好；有的担心为什么中国已是超级大国，却一直说“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还有的担心在中美之间可能被强迫“选边站”；也有的担心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合规”与“竞争手段”的问题。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去化解，真正让朋友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安心。我们没有理由冲动任性，认为自己什么都对，无所不能。

有自信，能包容，应该是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心态。